古人置业：明朝禁官员在任职地买房 晚清可分期

　　因为亲邻找麻烦而不得不取消交易、退换房产的案例屡见不鲜。1949年之前，有人在买房前，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，让原业主的族人和四邻直接跟购房人联系，如有意见赶紧提，别等成交之后再找后账(参见1946年11月1日杭州《正报》第一版《国立浙江大学置产征询》，民国时期上海《申报》、重庆《新民报》等报纸也经常刊登类似启事)。

　　买卖房屋，只要买主卖主两厢情愿就足够了，干吗还得经过卖方族人和邻居的同意呢?概括来讲，原因也很简单：首先，为了保护宗族财产不流失。古代中国没有明晰的完全属于私人的物权，不动产在法律和道德两种层面都是既属于个人又属于族人的，尤其祖辈遗留的房屋，如果未经叔伯兄弟的同意就拿来出售，极可能会引起持久的甚至大规模的同族争斗，出于维护基层稳定的目的，地方政府要求“求田问舍，先问亲邻”。

　　其次，人为设置亲邻障碍，减少住房交易，必定增加居民迁徙的难度，这样把百姓都固定到土地上，统计人口也好，征收赋税也好，勘破案件也好，都变得很容易。

　　2 明朝禁止官员在任职地买房

　　从元朝开始，还出现了一种有趣的限制购房政策：不许当官的买房。

　　严格讲，不是禁止所有官员买房，而是禁止蒙古官员在原南宋统治区域如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地买房(参见元刻本《大元圣政国朝典章》卷19《禁官吏买房屋》)。元朝制定这个规定，是有原因的：其一，蒙古人灭了金国、西夏、大理和南宋，在战乱中，平民死伤无数，那些平民的房子也因为无人看管而收归朝廷。在元朝初年，朝廷手里就握有大量房子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分给官员。换句话说，大多数蒙古官员都能分到房子，没必要再去购买。

　　其二，南宋灭亡后，一些蒙古人跑到江南做官，这些官员嫌分到的公房太小，就出去借住或购买民房。借住民房的不仅强拿强要，还强奸杀人;购买民房的蛮横无理，譬如一套房市价十万，他们只给五千，甚至一分钱不给，弄一张假合同，逼着原业主签字画押，那房子就成他的了(参见《至正直集》卷2《宋末豪民》)。这些蒙古官员激起了极大民愤，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元。为了抚慰江南、化解民怨，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产业的严令。

　　到了明清两代，不许官员买房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化，朝廷禁止所有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。明朝的规定是这样的：

　　“凡有司官吏，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。违者笞五十，解任，田宅入官。”(《明代律例汇编·万历问刑条例·任所置买田宅》)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，让朝廷得知，扒光屁股打五十板，开除公职，最后还要没收你买的房子。

　　清朝的规定除了照搬明朝上面这一条法律外，还对旗人有所限制。

　　“旗员历任外省，有在任所置产者，勒限责令，变价回旗。如有隐匿不报，查出财产入官，地方官失察，照例议处。”(《乾隆实录》卷8)凡旗人去外地工作，胆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，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，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。如发现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，当地官员也有责任向朝廷举报，如不举报，一旦查出，跟着买房的旗人一起受处分。

　　原因其实很简单：官员受贿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，既然难查清，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所在地拥有房产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，就默认他是贪污，就摘他的乌纱帽，打他的屁股，没收他的房子。

　　更有意思的是，在乾隆时期，不光严禁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，还严禁旗人官员带着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儿子上任。旗人在外地做官，其儿子(也包括孙子、侄子和外甥)如果不到十八岁，可以跟着他在工作所在地居住;如果超过十八岁，必须送回北京。

　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?跟当时旗人子弟过于蛮横有关。据《乾隆实录》记载，旗人在外地做官，其子弟如果跟着上任，则会祸害地方百姓，碍于旗人官员的面子，地方又很难惩罚他们，乾隆思来想去，干脆把这帮“衙内”留在北京，强迫他们跟他们当官的爹分开。因为北京是天子脚下，旗人子弟再横，也不敢在皇帝跟前发威，这样管束起来就容易多了。

　　3 晚清可分期买房 民国上海可按揭

　　现在人们买房，钱不够，可以分期，也可以按揭。分期是直接跟开发商打交道，把不能一次付清的房款分开来交;按揭是先让银行代付，把房款一次付清，然后每月还钱给银行。追溯历史，分期和按揭都不是新鲜事物，分期购房曾经在满清时期的北京盛行，按揭购房曾经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盛行。

　　满清时期北京的分期购房，仅限于旗人。满清前期对旗人施行的是免费分房政策，原则上，一品官分20间，二品官分15间，三品官分12间，四品官分10间，五品官分7间，六品官分4间，八品官分3间，九品官和没有品级没有工作的普通旗人每人分两间，只要是旗人，人人有房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