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家只能是盖简易的茅屋暂时住下来。”汪修田说,政府也非常关心受灾群众,洪水退后,很快就拨款下来,当地政府还组织周边群众自带干粮,席地而卧帮助滩子尾受灾村民重建家园。
汪修田记得,那时几乎全仍图的青壮年都投入到重建家园的行动中,就靠人力一点点地挑砖挑砂把房子修建起来,其中建房屋砂子就是到附近的东江边去挑的。滩子尾村的围屋仍按照原样修建,但是为了预防再次给洪水冲毁,以石头作为基础,上面再砌泥砖为墙。
新修的围屋设置了三个出入口,正门朝向西南,另在两侧开了东门和西门,方便群众出入。尽管经费紧张,村民还是把大门好好修葺了一番,保持着传统围屋青砖墙面、花岗岩门框的“标配”。
1959年底,村民再次住进围屋。“但是因为赶工,房子有许多地方修得不是很好,有的房屋泥地板我们住进去的时候还是高低不平的。”汪修田说,但那时候已是年底,天寒地冻,没有办法,只能将就住了进去。
1964和1965两年村里农业连续丰收,村民经过商议,便抽出部分资金将围屋的土砖房加固了砖柱子,使得围屋更加坚固,并能够保留至今。
快乐
电影放映 均选围屋
生活稳定下来后,围屋的新生一代也陆续出生。1968年出生的汪连榕是汪氏第十世,因为这围屋,他觉得童年非常快乐。“围屋里一家挨着一家,一到吃饭时间,我们小孩子就喜欢端着碗到处走,哪里有好吃的闻闻香味就知道了。”汪连榕说,围屋里的小孩也可以随意追逐玩游戏,反正到处都是通的,地方也够宽敞。
当然,大人和小孩最喜欢的还是放电影的时候。“那是大队放电影,基本上都是选择在我们围屋的前天街。”汪连榕说,“因为围屋前天街四周有房屋做隔断,同时又留有四个口,售票人员只要守住四个角就可以了。”
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十多二十年间,围屋里的人口迅速增长。几乎每家每户都生了四五个以上孩子,多的甚至七八个。汪连榕就有7个兄弟姐妹。比汪连榕小一岁的堂弟汪日良,家里也有五个兄弟姐妹。
汪日良出生于1969年,是家里的老幺,他出生的时候,家里原来分的两间房屋已经不够住了。在他的印象中,那时不少人家都住进了阁楼里,原来搭阁楼主要是为了放粮食的,但当时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。“我那时还是跟鸡睡在同一间房屋里呢。”汪日良笑言,“而且鸡是住在窗户底下,它们呼吸的空气都比我新鲜。”
汪修田回忆,也就是在那20年间,围屋里的人口增加了3倍左右,高峰期,围屋里住了400多人。也是因为地方不够住,就开始有人在围屋的角落里加盖房子,到了上世纪80年代,在围屋出生的一代人也开始要结婚成家了,于是就陆续有人在围屋外建新房了。
滩子尾围屋如今已成为汪氏家族的祖宅,汪氏家族后人在积极对围屋进行保护与规划,希望老屋得到新生。
老围屋要“进化” 该如何获“新生”?
承载着汪氏家族移民记忆的滩子尾围屋,没有一个特定的名字,村民就称它为“老屋”。如今,它已成为汪氏家族的祖宅,汪氏家族后人在积极对围屋进行保护与规划,希望这座祖宅能变身博物馆或民宿。
乡贤
创慈善基金会扶老帮困助学
上世纪80年代,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汪氏一族许多人都到了深圳谋生。经过十多二十年的打拼,许多事业有成的村民又回到老家来建楼房,围屋里的老一辈也随着年轻一代搬出了围屋,住进了洋楼别墅,颐养天年。
84岁的汪有清现在住的就是儿子建好的洋楼,儿子在深圳做厨师,事业发展得不错,回家建了房子。房子里面的装修如别墅一般,客厅中空,红木沙发,各种家电,一点也不比城里差。
汪有清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。但走出去的一代,并不满意,他们想让家乡变得更好,让族人更加团结。
2016年,汪氏第十世,汪连旺、汪连榕、汪日良、汪春浩等人正式创建滩子尾同乡慈善基金会,以此扶老、帮困、助学。基金会设有章程实施细节,根据村民的情况给予帮扶。
在扶老方面,给村里60虚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慰问金,其中60~69岁每人每年100元,70~79岁每人每年300元,80~89岁每人每年600元,90~99岁每人每年1000元,100岁以上每人每年1万元。同时,每年宴请60岁老人一次。村中有60岁以上老人去世的,则给予家属3000元安抚金。在帮困方面,针对重大疾病,实行一病一补,根据疾病不同,给予2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帮扶。在助学方面,考上研究生和重本的每人资助2000元,考上本科的每人资助1000元。2018年的捐助名单已经公布,村里共有98人受益,共支出7.2万余元。
汪修田(右)与汪瑞容是目前住在围屋里的唯一一户人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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