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“三代单传”之后,滩子尾汪氏一族的人丁在自第四代起开始兴旺起来。荣浩公生鸣昌、凤昌、兰昌、和昌四子,其中鸣昌、兰昌、和昌三公后世繁茂,成为“三大房”,因为谐音被族人称为“三大王”。荣浩公四子和昌又传震元、新元、经元、伦元四公,且四公后代均人丁兴旺,因而被族人誉为“四大将”。此后,汪氏一族不断繁衍壮大,如今已有十三世600多人。
在农业社会里,男丁多,劳力足,家庭的生活也就渐渐好起来。四世汪兰昌生前为人正直,善良,敢于担当,颇得族人尊重。在家族生活稍有起色后,他和父辈一起带着兄弟及后裔13个家庭,重修曾祖父容佐公之墓。根据墓碑上的记载,重修的年份为乾隆三十六年(1771)。也正是墓碑上的这个年份,让滩子尾汪氏后裔得以推测,先祖很可能是在清初定居于此,距今已有300多年。
族人
经元之妻 奉旨安葬
因为家谱的遗失,汪氏先祖的很多事迹不得而知,只能是靠族人的口口相传和墓碑寻找痕迹。族人在这两年重修族谱之时,就发现了五世汪经元的故事。
汪经元是和昌公的第三个儿子,号幹成,例授修职郎。修职郎是清朝正八品文官的散官官阶,是虚衔不是实职,相当于现在副处级或正科级的行政级别。
据清光绪十四年(1888)修缮的经元公墓碑、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5)重修的林孺人墓碑及清光绪十七年(1891)修缮的黄孺人墓碑记载,可以看出,经元公先娶林孺人,生二子兰茂、桂茂,林孺人卒后继娶黄孺人,生二子,腾茂、芳茂,卒后谥慈顺,奉朝廷圣旨葬庙滩水库边芦箕排。
从安葬年份上看,经元公和继娶的黄孺人两人安葬时间均在林孺人墓重修的40多年以后,两人估计均很高寿。此外,从黄孺人卒后被授谥号,墓亦为奉旨修造,而经元公本人却没有如此殊荣的情况分析,估计应是母以子贵而致,且子贵的时间应在经元公去世后获得。可惜经元公之子的墓被毁,难以寻觅。
根据村民口口相传,经元公的长子汪兰茂为人善良,做人忠厚,在博罗当地名声极佳。而如今兰茂公的后裔也从政为官者较多,族人认为这或许与经元公和兰茂公的家风有关。
经元的孙辈,即汪氏第七世汪国安也是村民口口相传的名人之一。国安公尊老爱幼,同时勤俭持家、乐于助人,良好的家风也影响了后人。国安公长子凤庭后裔,十世连旺和连榕两兄弟在深圳打拼创业,并热心公益帮贫济困,被深圳市授予“慈善企业家”荣誉称号,2016年,这两兄弟又联手族人创建滩子尾同乡慈善基金会,通过扶老、帮困、助学将国安公的良好家风发扬光大。
随着村民们的搬离,围屋现在已经落败。
围屋旧事
迁居
修建水库 全村移民
汪氏一族在滩子尾居住近300年之后,于1956年迎来重大的变迁。
解放后,国家大兴水利工程建设。为确保仍图片区的农田灌溉,三面环山且地势较低的滩子尾和相邻的庙前村被选作了水库用地。为纪念这两个村子,水库取名为庙滩水库。
对于国家的政策,汪氏一族也积极响应。1956年冬,全村32户145人统一移居到水库东南方的滩子尾新村。滩子尾新村是一座政府出钱新建的围屋。
新围屋大约占地5000平方米,围屋前面有个同样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大广场,广场一侧有个水井,大广场前则是风水塘。围屋按照4横排2纵列布局,共92间房屋,每间房屋大约24平方米。从大门进入,分为前天街、中天街和后天街,其中祠堂位于中天街和后天街之间的第三排房屋,共三间,祠堂前面还有两间为中堂。除去5间祠堂厅房,其余87间均为民房。
成为水库移民后,村民们每家每户都分到了新房,原来有多少间旧房,就能分到多少间新房。80岁的汪瑞容回忆,在搬进新围屋之前,滩子尾村的村民大多非常穷困,外村的女人也大多不愿意嫁进来。有了新房后,许多适龄青年和大龄青年都纷纷结婚成家了。
搬进新房的时候,汪氏第九世、1936年出生的汪修田也已经是30岁的“大龄青年”了,不久他也结婚了,娶的就是同村的汪瑞容。与汪修田同辈的汪有清也是在搬进新围屋后结婚成家的,娶的是外村的一位姑娘。正当他们这一辈年轻人满怀憧憬过上新生活时,一场意外袭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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